周恩来是新中国外交礼宾工作的奠基人。他作为总理兼外长近10年，即使不担任外长期间，在中央也一直负责外交工作。他一向严谨细致，对礼宾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对新中国礼宾风格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

　　失礼事件

　　新中国成立后，有的单位或个人在对外接触中，不懂外交礼貌、礼节，对外造成不良影响，让周恩来没少操心。

　　1951年1月1日外交部办公厅交际处在给部领导上呈的报告中说，匈牙利驻华大使宴请我某部一位副部长，该副部长竟迟到两小时。还有，我有关单位的人，收到驻华使馆宴会请柬，因事不能出席，事前不通知，事后不道歉。有的负责干部收到请柬，随便派人代替自己出席，使宴会主人很不高兴。

　　针对发生的这些失礼事件，1951年1月，周恩来指示外交部和国家典礼局（1958年撤销）共同制定《对外宾交际须知》，以国务院名义通令各级政府遵照执行。

　　《须知》共分4部分：1.宴会。宴会请柬应提前一周发出，宴会人数避13（西方人士忌讳），服务员要注意礼貌和服装清洁，室内不设痰盂等；宴会主要客人，不可轻易不去，不可迟到、早退；R.S.V.P.表示敬候答复；尽量关照自己右手的女宾等。2.谈话。态度要庄重、诚恳，不打听私事，不问女人年龄，谈话要符合身份，不过分恭维，也不过分谦虚等。3.拜会。守时守约等。

　　《须知》还对西餐、饮酒礼节以及餐巾、刀叉使用等做了说明。

　　失礼苗头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礼宾素质教育，显然还未引起一些高级干部的足够重视。1956年发生的一件失礼事件，让周恩来十分生气。他再次抓住这个失礼事件，进行认真整顿和完善。

　　那年2月19日，在机场为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送行。西的专机起飞后，未待盘旋飞去，周总理和各国驻华外交使节都还站在原地未动，我方参加送行仪式的很多负责干部却纷纷离去，据说是急着要去先农坛体育场看足球赛。周总理把他们叫回来，严厉批评他们无组织、无纪律，是大国主义的表现，是外交上的失礼行为。

　　根据总理指示，1956年5月9日，外交部以国务院名义下发了《接待外宾注意事项》，共列12条，其中包括迎送贵宾演奏国歌时，“应该肃立、脱帽、行军礼”，“贵宾飞机起飞或专车开动时，应该挥手致意；在送行的主要领导同志和各国使节未离开的时候，不要先行离场”。另外对参加宴会、晚会、陪同外宾参观、听外宾演讲以及各种交际场所，应该注意的种种礼节细节，都提出具体要求。
    亲排座次

　　1959年新中国10周岁了。10年来，它同苏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一些亚非和欧洲国家的关系有了发展，外交部礼宾司已接待过一些大型国宾团，但是，总的来说，对外交往的范围还比较狭窄，礼宾工作经验还很缺乏。到国庆10周年时，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仅有33个。10年来，苏联在新中国的对外活动中，占有绝对的优先地位。在国庆10周年的对外活动中，无疑也是要突出苏联。

　　前来参加新中国国庆10周年活动的外国代表团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代表团11个，其中党政第一把手率团的有：苏联赫鲁晓夫、越南胡志明、朝鲜金日成、捷克斯洛伐克诺沃提尼、蒙古泽登巴尔；亚非国家的政府代表团8个，非执政的兄弟党代表团49个。

　　面对国庆10周年如此重要的外交活动，周恩来夜以继日忙碌着，甚至连招待会前三桌座位也是周恩来亲自排列的。不久前，当我在外交部档案馆看到总理用红蓝铅笔勾画和书写的座位图原件时，心情依然激动。

　　周恩来心里总是装着群众、总是装着别人，在对外接触中，总是为群众、为别人考虑得很周到、很细致。

　　迎宾群众

　　新中国成立后，外国代表团来访，一般都要组织群众欢迎，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来访，还组织群众夹道欢迎。

　　1972年12月，对组织群众迎宾问题进行了改革。规定外国元首、政府首脑来访，组织3000—4000名群众去机场欢迎（比过去减少1000人），在天安门前组织四五万人夹道欢迎（人数比此前的夹道欢迎大为减少）。当年1月巴基斯坦总统布托来访，从东单到西单、木樨地至钓鱼台国宾馆东门，曾组织的群众夹道欢迎人数达10多万人，此外还有军队、持枪民兵4000多人。但是，改革以后，即使是元首或政府首脑来访，如在冬天，也不再组织群众夹道欢迎。

　　刚好，当年12月9日几内亚总理来访，没有组织夹道欢迎。周总理向几内亚大使解释说：“第一群众受不了；第二外宾，特别是南方的外宾受不了。上个月尼泊尔首相抵京那天刮大风，坐了敞篷车，他衣服又薄，我看他受了冻；第三不坐敞篷车，坐一般汽车，则会显得和群众有隔阂；第四我国领导人年纪大了，也要注意身体。”

　　此后，基本上遵照周总理上述意见执行。如1973年来访元首、政府首脑共8起，其中两起是在冬天，均未组织群众夹道欢迎。

　　1972年12月，对组织群众迎宾问题进行了改革。规定外国元首、政府首脑来访，组织3000—4000名群众去机场欢迎（比过去减少1000人），在天安门前组织四五万人夹道欢迎（人数比此前的夹道欢迎大为减少）。当年1月巴基斯坦总统布托来访，从东单到西单、木樨地至钓鱼台国宾馆东门，曾组织的群众夹道欢迎人数达10多万人，此外还有军队、持枪民兵4000多人。但是，改革以后，即使是元首或政府首脑来访，如在冬天，也不再组织群众夹道欢迎。

　　刚好，当年12月9日几内亚总理来访，没有组织夹道欢迎。周总理向几内亚大使解释说：“第一群众受不了；第二外宾，特别是南方的外宾受不了。上个月尼泊尔首相抵京那天刮大风，坐了敞篷车，他衣服又薄，我看他受了冻；第三不坐敞篷车，坐一般汽车，则会显得和群众有隔阂；第四我国领导人年纪大了，也要注意身体。”

    白衣吊丧

　　1960年4-5月间，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应邀对印度、尼泊尔、柬埔寨、蒙古等国进行访问。访印度快结束时，忽然得到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苏拉玛里特陛下病逝的消息。原定5月初访柬埔寨还能按期进行吗？

　　周恩来指示外交部通知柬埔寨方面，他将率领代表团按期访问，专程吊唁逝世的老国王，并同西哈努克亲王会谈。周恩来还特地强调，因为柬埔寨王国国丧期间，希望柬方在接待方面一切从简。周恩来的决定出乎大家的意外，而且使柬方深为感动。

　　吊唁与访问不同，为强调吊唁的丧葬肃穆气氛，周恩来特地紧急指示：按照中国传统治丧服装颜色，在北京为代表团全体成员赶制一身白色西服送往昆明，以便从那里出发前往柬埔寨参加吊唁活动。

　　1960年5月5日上午9时，专机到达金边波成东机场。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以及中国政府代表团全体人员，个个身着白色礼服，臂缠黑纱，表情沉重，缓缓走下专机。周恩来的细心、诚意，感动了整个柬埔寨。

　　“周到、周到”

　　周恩来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细致、周到，非常感人。我在礼宾司工作期间，约10年间有机会看到周恩来，对此深有体会。那是“文革”时期，刘少奇等多位中央领导人被打倒，国家大部分政务由周恩来在那里顶着。外事工作占去周恩来很多精力，每天不知批阅多少文件，但他批阅文件时总是一丝不苟，连错别字、不正确的标点符号都一一改正。他对礼宾工作的每一个细节都可能过问，不止一次亲自打电话到礼宾司，找直接经办的科员，询问某一项礼宾工作的安排，或指示某项具体改动，如宴会的菜单、文艺晚会的节目单等等。

　　当时在国宾来访的欢迎宴会上，中外双方都要讲话，而且邀请各国驻华使节出席。由于中国、苏联关系不好，在宴会讲话时，我方常常批判“苏修”。于是苏联和东欧国家驻华使节一听到“苏修”字眼，便退席以示抗议。早先，宴会上讲话按惯例安排在冷盘之后、热菜之前，因此苏联等国使节来参加宴会，只能吃几口冷菜而吃不上热菜。周恩来发现后便找礼宾司商量解决办法，他决定把讲话时间改在吃热菜之后。这样，即使苏联等国使节因中方讲话点名批评苏联而退席，也可以让他们吃完饭再走。

　　一位领导同志当年曾说，“周到、周到”，只要周总理一到，什么事都已办好了，什么差错都不会出。今天，我国外交礼宾工作的严谨、周到、细致作风，就是周恩来总理当年言传身教，亲手培养起来的。（作者马保奉：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